中国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上海的街头，似乎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外乡的少年，在红绿灯的间隙，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向宝马、奥迪兜售小商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桥洞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首都，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而在上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他们的存在仍然令人记起，还有8,000万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
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实际基尼系数可能还要高过这个数字，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国际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胡温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并一直致力于通过刺激农村地区的内需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我们将介绍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争论。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真是这样吗？在那个时代，农村家庭通过参加集体化农业劳动，根据对集体的贡献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应收益。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中国南北气候土地差异很大，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的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低。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农副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穷。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或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后的变化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实行意味着，资本、技能、一个好的创意、或者有能力获得某个执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个人收入。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日子不太好过，特别是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 在准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得以增长，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国企职工的工资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随着整体收入增长而被拉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图中数据来源于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Dwayne Benjamin与其合着者的估算（参见‘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与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着，2005年7月）， 他们的研究显示，1987-2001年期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的、擅长务农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自然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时，农民工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农产品价格上涨使所有农民受益（同样90年代末，粮食价格下降也伤害了所有农民的利益）。
世界银行的学者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参见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这之后，减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保持平缓态势（见图2）。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后半段开始又出现了反复，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农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见图4）。黄亚声指出，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开始超过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据Benjamin 等人的数据，1987年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 ，到2001上升到0.37。
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变化？图3显示了中国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状况。1987年到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但是，这些数字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争议较大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收入指标中应包括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镇地区生活成本高，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另一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而且，即便是发布出来的数据，收入水平高的人可能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的“农村”地区划归入城市或城镇。在这一进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由于农村人口样本中较富裕的群体转出，农村地区平均收入下降，城乡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与其合着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以后， 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增加很多。
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
Benjamin与其合着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是城乡之间。一方面，部分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非常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的情况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穷。
第二类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种市场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Benjamin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 我们将具体情况绘制在图5 中。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更多地取决于你所受的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网络、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来自农业劳动的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是否有经营性收入，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经营项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 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见图6）。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还存在其他难题。在谈论收入差距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西澳大学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发现（参见‘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们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统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官方收入统计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这一项应该是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镇居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也应纳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加入这一点的话，也能够体现城镇家庭收入高于实际。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改变。
3. 现有口径没有考虑生活成本的差异，这一点也应该有所体现。月入4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某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
4. 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或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后者可能也从未做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工资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综合下来，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Sicular教授和他的同事对以上问题中的三项进行了调整（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通过分析调整后的数据，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他们的结果显示在表1中）。他们发现，1995-2002年期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不是像官方数据所体现的超过3倍。
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到25%，与Benjamin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但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在1.3-1.8之间，但也表明，至少贫富差距没有继续恶化。
在上文中，我们介绍了对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部分国际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有所夸大，并且，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比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对这些修正主义观点的反对意见，以及中国所采取的相应扶贫政策。
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令人忧虑世界银行（在一份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03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40%。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严重。同时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距也很大。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Albert Park对《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中介绍的观点所使用的数据提出质疑。他举例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城镇居民低出很多。他以2005年收入调查数据为例，证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城镇居民工资水平的80%（而不是Sicular和其同事所采用的60%）。因此，城镇工资收入数据被高估的程度并没有那么Sichular所认为的那么大。 Park认为，农民工工资水平不那么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需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而且，失业的可能性较低。
对此观点我们持有疑义。收入水平是决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如果农民工必须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取报酬，那么他们的工资水平或许真有什么地方是不平等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口数量一般都多于城镇家庭，因此不知“需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的判断从何而来。并且Park所引用的收入调研数据认为，农民工只将其工资的6%汇回，这一比例之低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其他研究发现，农民工汇回其收入的30%或者更多。
更有分量的批评在于，报告第一部分提及的观点未能对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价值进行调整。这一问题Sicular等人承认存在，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他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据Park估算, 城镇居民享受的这类福利相当于增加30% 的工资，比重很大（参见‘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China urbanis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policies’, 世界银行，2008）。此外，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负担更大，教育质量也不能与城镇相比。这一点在某种方式上比较隐讳，在调整后的收入数据中体现不出来。
总之，以数种方式衡量，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镇家庭，但二者的收入差距不像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主要的差距可能体现在享受的服务方面（而不是工资收入），这些服务显然构成了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以上我们介绍了国外学者就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作的一些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争论双方对于中国所采取的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政策措施均持认同态度。
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扩大农村投入
当前，真正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如果假定农村的贫困是普遍的（这是城乡差距是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观点的简单推导结论），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
对农村加大投入的措施分几个领域进行。这里我们看看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所做的总结（‘Mid-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2009年3月）：
1.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关于这一题目我们曾经撰文提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已在全国农村大面积铺开，但资金投入仍显不足。目前平均住院费用可报销比例在15%-30%之间，其余花费仍需农民自己承担。
2.增加农业补贴。2009年，中央政府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标准，扩大农作物种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我们在图1 中比较了2004年和2008年的农业补贴力度。同时，国家粮食收购规模自2004年以来呈5倍增长。
3.逐步改革农村土地机制。最近四五年来，农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耕地准予出租后，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为受租人所有（主要进行商业化耕种），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农民获得（农民自己通常进城务工）。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沸腾的舆论显示中央准备简化相关手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增加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但是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却只字未提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不清楚会后是否发生了较大转变。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详情见图2）。根据官方统计，半数农村家庭用上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和道路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当前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15%将安排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
农业和农村地区总投入从2005年的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亿元，接近翻倍增长。但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却仍为9%未变。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
目前，以上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成效，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局面。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导致财力的浪费。如果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的观点成立，则需要精心策划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贫困者，需要深入调研每一个家庭，找出经济条件欠佳者，实施目标明确的补助。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这项工作。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中国的扶贫项目的具体落实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城镇地区，并从2007年开始覆盖农村地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低保机制通过一定的程序确定低收入家庭，向其定期发放一定金额（不同地区标准有差异）的生活补助。截至2007年底，如表1所示，农村地区共有3,450万人获得低保保障，每月获得70元现金补贴。另有30万超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特困家庭保障。而且，补助金额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几年前进行了一项调研，他发现，现有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42%其实不具备资格，而符合低保条件但未获得保障的家庭占所有符合条件家庭的49%。其他国家的类似保障机制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问题是未能满足低保要求的低收入者不会收到任何补助，而获得低保者不论其贫困程度，均获得相等金额的补助。此外，还有人担心，低保机制缺乏激励受助者重新就业的机制。还有人提醒中国吸取美英等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教训，以防形成福利养懒汉行为。但是，鉴于目前大部分情况下低保是对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的补助，而且金额也不高，因此对中国来说，目前担忧社会救济“养懒汉”尚且过早。不过，到未来某一个时点，需要留意这个问题。
教育是改善贫困的关键
低保及类似救济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消除贫困的根本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中，教育是关键。世界银行Luo Xubei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Zhu Nong所作的研究（‘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2008)）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0%。
中央政府计划于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该项目进展状况的独立研究报告。官方报告显示免费义务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但一些来自民间渠道的消息则喜忧参半：部分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家庭仍须承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但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着辍学情况，使儿童得以完成初中教育也是一项艰巨任务。某些地区已开始探讨将免费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
（或许）可以重新设定贫困线标准
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共有4,3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48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 但官方数据或许低估了贫困问题。由于早期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非常低，而且贫困线的调整严重滞后于收入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看上去较小。如果以国际贫困线为准，中国贫困人口将达到8,000万人。
据报道，国务院正在考虑将贫困线标准调整为国际通行的日收入低于1美元（其中美元为以1993年美元汇率为基准的美元‘购买力’）， 按年收入计算的话，贫困线将由1,067元上调到1,300元。当然，贫困人口翻倍多少有些尴尬，但此举清楚地表明，北京将正视贫困问题。而且也会使扶贫减困工作的目标更为明确，是应该前进的方向。
